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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堂 作者：晋京）
山西大学堂是中国最早设立的新型大学之一，创建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利用清政府"庚子赔款"兴建。山西大学堂旧址规模宏大，布局整齐，建筑风格为中西结合，是近代中西文化合璧的实物例证。现存主要建筑为山西大学堂大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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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堂旧址方位交通示意图（点开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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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创建于1902年的山西大学堂，为山西大学的前身，是中国近代最早兴办的三所高等学府之一，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
山西大学堂的创建，开启了山西高等教育的先河，标志着山西近代高等教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从此，山西的文化教育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经历了历史上少有的黄金发展时期，并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山西大学堂的建立奠定了山西省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是山西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的前身 作者：渔泊涯）
晋阳书院：封建社会为现代教育埋下的伏笔
中国古代传统教育体制与近代新式教育有着本质的不同，国子监、书院与近代意义上的大学也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传统与近代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又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近代中国最早成立的一批新式大学，与前已存在的书院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继京师大学堂之后于1902年成立的山西大学堂，最初就是由当时设在太原的晋阳书院和令德堂书院合并而成的。
"晋阳书院建自前明"(道光《阳曲县志》)，前身是三立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政府下令让各省在省城设立书院，三立书院正式改名为"晋阳书院"。今天太原市公安局所在地即是晋阳书院旧址。自顺治十八年至光绪二十七年(1661-1901年)240年间，晋阳书院一直设在侯家巷。1902年成立山西大学堂，大学堂总教兼中学专斋总理谷如墉，即为晋阳书院最后一任山长，晋阳书院的学生也全部进入山西大学堂。
山西大学堂与令德堂书院也有历史渊源。光绪八年(1882年)，张之洞继任山西巡抚，针对山西"士气衰微而废其学""此时唯苦人才不足"的情况，到任伊始，张之洞即与学使王学庄商议，并会衔入奏，请求在太原府署西偏明代晋藩宝贤堂旧址别建精庐，效法阮元学海堂、诂经精舍，设"令德堂书院"。后因王学庄丁忧(遭遇父母丧事)去官，张之洞又令新任学使吕凤岐悉心规划，在桥头街一带觅屋开办书院(今太原市儿童公园)。
清末书院改学堂是自上而下的社会潮流，山西大学堂就是在晋阳书院和令德堂书院的基础上创建的。
教案问题：一个"另类"的拐点
道光、咸丰以来，外侮日逼，国势不振。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很快就成了过眼云烟，"师夷"遇到挫折后，"百日维新"也终归失败。中国的民族危机让有志之士寝食难安。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了，他们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帜。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三月，毓贤任山西巡抚。此前他任山东巡抚，因支持义和团运动，迫于外国压力，清廷免去其职。来到山西后，毓贤仇洋的态度并没有改变，他执行慈禧太后的密令，直接或间接杀害了外国传教士191人、教民7000多人，酿成了山西严重的教案问题。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又南下冀中，进占直隶省府保定，此后又摆出了进兵山西的态势。1901年初，法军进占娘子关，八国联军压境，全省岌岌可危。娘子关失守后，新任巡抚岑春煊听从省洋务局督办沈敦和的意见，给上海道台发电报，转请传教士李提摩太来晋解决教案与商务问题。岑春煊同时还电请奕助、李鸿章转请英国公使敦促李提摩太早日来晋协助解决教案。但是，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结教案，兴学堂，李提摩太与李鸿章早已议定，争端终究要解决。山西大学堂的诞生似乎已成定局
山西大学堂：汇集了一代英豪的智慧
谈判双方达成协议，由山西省筹银50万两，分期交付李提摩太，开办中西大学堂，十年以内学堂课程及延聘教习、考选学生，均由李提摩太主持，十年期满，学堂房屋及一切书籍仪器，概交晋省，并不估价；学堂延请总管及大教习中、西各一人；学堂即名中西大学堂。
所要创办的中西大学堂并不是真正的山西大学堂，而山西大学堂的诞生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李提摩太创办中西大学堂的真正目的是教化山西人，完成其肩负的"布道"使命，进而掌控山西的教育。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下诏："除京师大学堂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本不愿意让西人操纵山西教育的岑春煊，得到这一命令，便很快行动起来。光绪二十八年正月(1902年)，山西巡抚岑春煊向朝廷上奏《设立晋省大学堂谨拟暂行试办章程》，请求在乡试贡院先行开设山西大学堂，同时在晋阳书院旧址修建新校舍。
就这样，1902年四月初（公历5月8日），山西大学堂抢在中西大学堂的前头，在文瀛湖南侧的乡试贡院的临时校址开学了。
1902年四月底，李提摩太及敦崇礼夫妇、新常富等被聘用的中西大学堂中外教习一行数人，由上海到达太原，筹办中西大学堂开学事宜。不料，山西巡抚岑春煊遵照朝廷谕旨，已将晋阳书院与令德堂书院合并，成立山西大学堂。李提摩太不得已，退而求其次，提出了两校合并办理的建议，将中西大学堂并入山西大学堂。最后，经过学生"投票"，两校合并。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二(1902年6月7日)，双方终于签订了《中西大学堂改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合同》。至此，山西大学堂正式成立。
（山西大学堂大门——1904年照）
中、西两斋：在文化的冲突中走向融合
1902年6月7日，中西大学堂并入山西大学堂并改为西学专斋的合同签订后，山西大学堂的原设部分便改为中学专斋，分别招生授课。两斋各设总理一人，中斋总理为谷如墉，西斋总理为李提摩太。在两斋总理下设有总教习、副总教习和分教习，负责具体的教学事务。初办时，中、西两斋各招收学生200人。两斋学生待遇相同，每人每月发给白银4两。但教学内容和方法却有较大差别，处处体现出中学与西学的不同，并且充分反映了清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
中、西两斋在新校舍尚未建成之前，一在乡试贡院，一在皇华馆。乡试贡院中斋承袭了书院旧制，皇华馆西斋取法于西式教育，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制度默默地审视着对方，直到两斋同时迁入新校。
中斋承旧制。中斋的生源来自晋阳书院和令德堂书院的肄业生，只设高等科。学生不分班次，上课也无定时，采取集中授课的方式，教习按品职依次列坐正中，并有差役立侍其后；学生则分坐东西两侧，封建教育气氛极浓。
西斋采新法。生源由巡抚会同学台刘嘉琛从各县优秀学子(多数为秀才，少数为举人)和令德堂书院学生中选拔而来。这些学生没有英语和数理化基础。西斋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与英国学校相同。由于开设课程是全新的，学生对各门课程均要从头学起。上课既无课本也不发讲义，主要靠外籍教习讲授，并配有华人担任译员。
西斋所设的课程不仅在内容上比较充实，而且上课时间也比中斋要多，每周上课36小时，上、下午各3小时，星期日休息。课程分两阶段讲授。第一阶段，预科3年，相当于现在的中学，学习数理化、史地，以英语为主课。第二阶段4年，相当于现在的四年制大学。本科先后设4个专业，1906年开办了法律、矿学、格致3个专门科，1908年又开办了工程科。
1904年，学台宝熙对山西教育大加改革，中、西两斋学生学习科目渐趋一致，中、西两斋的学生有了统一的校服。同年，迁入大学堂新址后，每遇朔(每月初一)、望(每月十五)之日，师生齐聚学堂大成殿前，举行祭奠大礼。学生除向孔子像行叩拜礼外，还要向中、西两斋教职员分别行一鞠躬礼，两斋学生互相行一鞠躬礼。在共同的学习过程中，两斋学生的偏见日益消除，思想渐趋一致，关系也慢慢地融洽了。
10年辉煌：定格成一张老照片
辛亥革命爆发后，山西大学堂肄业生温寿泉与山西都督阎锡山一起在太原发动起义，被选为副都督。后来，他又率领民军南下，光复河东。在辛亥革命后的山西民军南下和光复河东的战役中，山西大学堂的学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10年夏，山西巡抚丁宝铨和省咨议局梁善济邀请李提摩太来晋商讨移交西斋事宜。是年冬天，李提摩太来到太原，巡抚和省城官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会上，他们热情赞扬了西斋对全省做出的巨大贡献。也许是官绅的热情感动了这位传教士，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提前辞去西斋总理职务，提前7个月将西斋管理交还山西。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山西局势混乱，学校经费无着落，师生离散，学堂关了大门。从此，山西大学堂定格成一张老照片，成了历史的封面。
之后，山西大学堂几经更名、拆并，最后发展成了山西大学。2005年，山西大学成为山西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共建的高校。但是，山西大学崇文的风气和善理的精神没有变。这也许是山西大学堂留下来的最大一笔财富。
（参考书目《山西历史文化丛书·山西大学堂》，行龙、李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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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堂 作者：晋京
现在的山西大学 作者：晋京
山西大学堂 作者：晋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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