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清脆的鸟啼，把我从梦中唤醒，揉了揉眼睛，一时竟忘记了身在何处。这时，表针刚好指向六点。
推开窗扇，几棵高大的芒果树立刻把遮天的浓绿罩在了我的眼前，上面有几只鸽子般大小、却是花脖彩尾的大鸟，在悦耳地欢叫着，像是相互对歌，又像是呼唤着远方来客。一些在屋脊上、草坪上、卵石小径上啄食、跳跃的山雀自是不甘寂寞，也在那里“唧唧、啾啾”地叫个不停。
山村，醒了。
我信步徜徉在村路上，无论把目光扫视到哪里，都会有鲜花照眼。许多院落里盛开着大丽花、芍药花、月季花。还有一些花木我不认识，很遗憾，没有办法记下它们的名字。比如，眼前这株几丈高的大树，实在太漂亮了，整个树冠缀满了红艳艳的花朵，像是我国南方的木棉，可是，木棉是先花后叶，花朵洒洒落落，而这棵树却是花团锦簇，宛如火炬、赤霞，真正称得上是“枝头春意闹”了。当然，“春意”也并不确切，因为此时这里正是道道地地的冬天。
村民们陆陆续续走出家门，有的穿着长布袍，有的披着深色的沙丽，见到我这个陌生人，赭红的脸膛、深陷的目睛上闪现着宁静的、友善的神色。小学生穿民族服装的倒不多，大都是一身袄裤，戴着有遮檐的便帽，背上双挎着书包，完全是城里孩子的打扮，想是从电视上学来的。
这个名叫桑地尼克坦的小山村，“世外桃源”一般，静处于喜玛拉雅山的南麓。 “鸟去鸟来山色里，人哭人歌水声中”， 千百年来，寂然无闻。只是由于印度的伟大诗人泰戈尔在这里定居过，才使它声噪全球，名垂典籍。1861年，诗人出生于加尔各达，1901年迁居到这里，以此为分界线，前后恰好都是四十年。就是说，诗人的一半岁月是在这里度过的。过去，我就常常设问：那个桑地尼克坦是个怎样的所在呢？为什么竟有那么大的魅力，吸引诗人与它相伴了那么多年？
中国作家访问团昨天晚上抵达这里。从加尔各答乘火车，走了四个多小时，在博尔普尔站停下，——啊，这里插上一句，泰戈尔的《回忆录》是这样写的：“我们抵达博尔普尔时，已是黄昏时分。我坐进轿子，眼就闭上了。我想把整个奇妙的景象保留下来，以便在晨光中再把它揭开，摆在我清醒的眼前。我怕经验的新鲜色彩，会被在黄昏微明中所得的不完美的一瞥破坏。”我当时的心情，正是这样。时间都是在冬季，不同的是，我们进村是乘坐轿车，而在一百二十七年前，他坐的是轿子。那一年他的父亲曾有喜玛拉雅山之行，十二岁的小泰戈尔，跟随着父亲，在这里度过了有生以来最快活的几天。
诗人的童年时代，是在加尔各答的老宅里度过的。负责照管他的仆人，为着自己可以四出闲逛，把他圈在一个大屋子里。仆人用粉笔在他的周围画了一个圈儿，然后以恐吓的口吻警告说，如果随便走出去，就会惹来可怕的灾祸。小泰戈尔早就听说过《罗摩衍那》的故事，熟知女主人悉多越过圆圈之后所遭受的种种灾难，因此，他就整天坐在原地不动，不敢越雷池一步。
来到这个小山村，他觉得天也高了，地也大了，身心彻底解放了，一时福至心灵，竟然趴在一棵小枣树下，在笔记本上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诗剧。回去以后，他还想象着要变成一朵金色的小花，与大自然结为奇特的伙伴，想象着“在梦境的朦胧小路上，去寻找我前生的爱”。甚至在一首诗中，直呼桑地尼克坦为他“蛰居在心灵上的情人”。
二
漫步在山村的小路上，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印度的诗翁泰戈尔与俄国的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颇有相似之处。两个人都是诞生于十九世纪的世界一流的伟大作家；都出生于名门望族，家庭里都出了许多文学家、艺术家；本人都获得八十岁以上的高寿；特别是他们都曾长期生活在乡村里。当时，我记起了一句清人的诗：“万花如海一身藏。”托翁如此，泰翁更是这样。
“藏身”原有二义，这里应作安身解释，而不应理解为藏锋、避世。二十世纪第一年，泰戈尔是为着进行一项伟大的尝试而前来桑地尼克坦的。他痛感于英国殖民奴役下的人民觉悟亟待提高，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移植到印度国土上的那种机械死板、毫无生气的教育方式亟需改革。为着要在新的世纪伊始探索一条培育人才的新的途径，他想创办一所由自己直接管理的学校。他认为，这所学校和自己的定居地必须选择一个安静、幽雅的环境，而且必须贴近大自然。这样，诗人就选定了桑地尼克坦——这个童年曾为之无限神往的地方。
自幼，泰戈尔就热爱神奇的大自然，习惯于过简朴的生活，他也希望子弟在这样理想的学园中健康成长。他设想把古代教育环境和现代教育内容完美地结合起来。古代印度哲人在森林中静修的理想画面，一直浮现在诗人的脑海中：在乔木参天、幽深静穆的环境中，那些哲人智者教育他们的门徒，在简朴的生活条件下，培植崇高的理想和精深的学识。印度的传统经典著作《奥义书》就是在这种氛围里形成文字的。
吃过了早饭，我们就在东道主的陪同下，来到了这所以泰戈尔的名字命名的驰誉世界的国际大学。校园环境幽雅、宁静，而又十分宽阔，一条乡村的土路把它同居民住宅隔开。1901年学校创办当时，只有包括泰戈尔的长子在内的五个学生和五名教师，今天，已经扩展到十几个院系，拥有来自二十六国家的五千名学生和六百二十位教师。
这座学校经历了二十世纪的全部历程，即将迎来它的百年诞辰，但据校方介绍，它在办学思想、教学方式上，基本上还是坚持当日泰翁确定的原则，没有多少改变。上课时，师生仍然像当年一样，团团围坐在大树之下。我们走在浩瀚的草坪上，看到许多伙师生坐在亭亭如盖的大树下面，热烈地研习课业，讨论问题。学生穿戴朴素，有一些还打着赤脚，然而，心态却是健康、活泼的。学校负责人介绍说，这种完全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环境，有助于学生接受纯洁、清新的心灵陶冶，在感受世界、认识自然的过程中，激发出好奇心、想象力，培养自己动手的能力。
从1902年到1907年，死神似乎一直住在泰戈尔的家里，短短五年间，夺走了他的四个亲人，他的温暖的爱巢已经被冲击得摇摇欲坠。先是相伴二十余年的爱妻撒手尘寰，使他经历了“中年丧偶”的苦境；九个月后，十三岁的二女儿又凄然惨别人世；尔后，病魔又吞噬了他的敬爱的父亲；紧接着，最小的儿子死于霍乱，也只有十三岁。悲痛与枯寂愈发加重了诗人的沉郁和苦闷，但也深刻地启悟了伟大的诗人，使他透过死亡的阴影，更加体味到爱之深沉，生之可贵，因而，格外地热爱蓝天、大地，珍视广阔而绚丽的生活。特别是，从聚集到桑地尼克坦的天真无邪的青少年身上，他似乎找到了亲子之爱的快乐与真情，他从那些清纯似水的童稚心灵中得到了慰藉，汲取了力量，从而逐渐平复了心中的创痛。
素有“世界公民”之美誉的泰戈尔，一向主张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要相互交流，共同发展。他曾把一行古老的梵文诗选作座右铭：“整个世界相会在一个鸟巢里。”坚信人类的思想是通过一种深奥的媒介联系着的，社会的某一方面的变革必然会影响到另一方面。他通过多维的视野，努力探寻着印度文学与世界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多层次联系，希望在各民族之间架设起金色的桥梁。而泰戈尔国际大学的创建，正是这种伟大设想的成功实践。
到十九世纪末叶，泰戈尔即已显示出非凡的艺术才能，取得了早期创作的辉煌成果。但是，作为伟大的诗人，一生中许多重要思想的形成，诸如对于自然、生命、艺术与宗教的深入思索，则是在移居桑地尼克坦之后日益走向成熟的。他的几部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在这个期间相继问世。特别是《戈拉》，评论界把它比之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说它同样深刻分析了带有时代特征的社会生活及其复杂矛盾，因而在印度文学史上成为光辉的史诗。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举世闻名的抒情诗集《吉檀迦利》。诗中所追求的深邃、神秘的“梵我一体”的理想境界，所表现的和谐、安宁的美好气氛，以及“天然去雕饰”的清淳的艺术风格，使得蜗居尘壤之中，深为生存烦扰、都市喧哗、商品化的人际关系所苦的现实世界的人们，有一种清风拂面、如饮醇醪的解脱感和舒适感。这一时期，泰戈尔的重要诗集《园丁集》、《新月集》也都相继面世。如果说，前者是爱的颂歌，那么，后者则是诗人献给孩子们的深情的小夜曲。而格言诗集《飞鸟集》，可说是诗人情感顿悟时迸射出的点点火花，在这里，诗人通过他的灵心慧眼，从大自然那些表面看来似乎毫无意义的事物中发掘出深邃的意蕴，并且采用喻义、象征的手法，以形形色色的客体对象生动、形象地喻示了主体意识，从而收到了奇特的艺术效果。
三
对我们中国作家来说，泰戈尔国际大学最具吸引力的还是它的中国学院。这是一幢掩映于花光树影之间的米黄色的两层楼房。楼内陈设着一些红木雕花家具，还有许多古瓷、字画和匾额，使人一眼就能够从中感受到中国的特色。
中国作家的来访，给师生们带来了节日般的欢快。他们满怀着亲切而自豪的神情，导引我们参观了楼上的图书馆，这里的二十几个书架，整整齐齐地排成了五列，里面按照类书、经籍、史书、佛典、诗文专著等内容，陈列着十分丰富的线装中国典籍，巡行其间，觉得有一股淡淡的纸香扑鼻而来。他们告诉客人，这些典籍是四十年代初从中国运过来的，一直完好无损地珍藏在这里。尔后，他们又带领我们看了陈列中国现、当代一些有代表性的文学名著和学术著作的书房，说这是他们研究、阅读的主要对象。座谈中，我们回答了师生们提出的一些问题。
中国学院的师生都能用中文会话，尽管有的讲得还不够熟练，但在我们听起来，还是感到亲切异常。出访十多天来，除了在中国大使馆，就是在这里听到了异国乡音。临别时，师生们热情地同我们合影留念，并且，主动地唱起了《歌唱祖国》，由于时间迫促，只唱了两段，学生们意犹未尽，说，还有两段呢，应该唱下去。大家完全沉浸在浓郁的友情之中。
像泰翁这样，在自己国家里专门建立一座学院来研究中国，这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足见其对中国的前途、命运的关注之勤，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之深，向往之殷了。1924年，他曾访问过中国，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访问了北京、上海、南京等七八个大城市，做过数十次演讲。后来，亲自主持建立了中国学院，并在揭幕式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和印度》的著名演说。
他对中国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始终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早在二十岁时，他就曾对英国向中国输出鸦片，毒害人民并获取高额利润的罪恶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日本侵略中国，他不顾年老体衰，以电报、信件、演讲和诗歌等各种形式进行声讨。为了从经济上援助中国抗战，他还组织了募捐活动，并第一个捐资助战。在生命垂危时，他还口述了一首诗，追忆他在中国度过的快乐时光。他称中国是“灵魂的欢乐的王国”，那里给他带来了生命的奇妙。
告别了中国学院，我们又来到坐落在校园对面的泰戈尔纪念馆。一条穿过椰林和乔木的林荫大道，把游人引向一组欧式的建筑群，纪念馆设在一座两层的楼房里。一楼以大量的照片和实物，展示了诗人八十载的壮丽人生；二楼为诗人作品展览和图书馆。旁边还有一座四层楼房，为诗人的故居。
展览内容颇为繁富，而我印象最深的是泰翁与中国的亲密关系。他热爱中国，中国也同样尊崇和热爱这位伟大的诗人。照片中展现了他在访问中国时受到的空前热烈的欢迎场面。从展览中得知，泰翁挚友徐悲鸿访问国际大学时，曾为诗人画过肖像，并留赠了两幅奔马的国画。其中一幅题了杜甫的诗句：“哀鸣思战斗，回立向苍苍。”分明是诗人的写照。
最令人感动的还是周恩来总理于1957年访问印度时，不辞旅途辛苦，在百忙中，专程赶到桑地尼克坦，瞻仰泰戈尔的故居，参观他创办的国际大学，并和师生们一起歌舞联欢，临别时在纪念馆题词，给予泰戈尔崇高的评价。其实，一年前，周总理就曾真诚地赞扬过：“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斗争所给予的支持。”这番话切切实实反映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心声。
1961年泰翁百年诞辰，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了一套十卷本的《泰戈尔作品集》。泰翁的作品选入了中学生的教科书，也是大学文科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一。
即将离开桑地尼克坦了，我满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回思着诗人的遗爱，心中时时涌荡着一种深沉的崇敬之情。在这里，古榕是随处可见的，这是泰戈尔诗文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景观。他曾在诗中深情地写道：“呵，大树，人类的手足，我向你走来／作为人类的使者——受到你的精神的激励，／享受过你的浓荫的凉意——得到了你的力量的鼓舞。”他说，我“想做风，吹过你的萧萧的树杈；／想做你的影子，在水面上随阳光俱长；／想做一只鸟儿，栖息在你的最高枝上”。此刻，面对着这一株株参天拔地、郁郁森森的大榕树，我却想到了我们心仪已久的泰翁。那有着蓬勃、持久的生命力，枝条牵连交错、气根丝丝下垂的银榕，多么像鹤发飘逸、银须冉冉的长寿诗翁啊！你并没有离我们远去呀，泰翁！你分明还活在我们的心中。
再见了，桑地尼克坦，这静美的小山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