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小学的时候，我们最喜欢下雨天的体育课，因为室外无法活动，体育老师每次都会给我们讲讲不完的新鲜故事。兴许老师是个“三国迷”，讲起故事来总离不开诸葛孔明，从三顾茅庐讲到草船借箭，又从空城计讲到八阵图，虽然比不上评书艺人的精彩，但自小就给我们留下了“千古一人”的诸葛形象。参加工作以后，每有机会到成都，总要到武侯祠去瞻仰一番，那是一种出自内心的景仰与崇敬。
武侯祠位于成都南门武侯祠大街，是西晋末年十六国的成（汉）李雄为纪念三国时蜀汉丞相武乡候诸葛亮所建的祠堂，当初与蜀先主刘备昭烈庙相邻，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从唐代诗人杜甫的“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的诗句推断，祠堂到唐代已具相当规模，古柏葱郁，殿宇宏伟，青瓦红墙，环境幽雅。一千多年来，武侯祠几经毁损，几度重建，屡有变迁。屡建是因为民心的爱戴，迁则因为“三纲五常”的从中作梗：武候祠香烟缭绕，先主庙鬼冷冰清，君为臣纲的体面扫地。明朝初年朱元璋的儿子朱椿任蜀王时时，就将武侯祠搬进了祭祀刘备的“汉昭烈庙”，大门横额书曰“汉昭烈庙”。明代末年，祠庙毁于战火。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重建。重建时，以前后两大殿分祀刘备与诸葛亮，形成了君臣合庙的特有格局，其实君臣合庙并非武侯祠独有，独特之处乃在二殿分祀。历朝历代的帝王庙宇中，臣子不能也不允许与帝王分庭抗礼，纵有天大的功劳能够作为帝王的配祀已是莫大的荣耀，汉初的凌烟阁、唐初李世民的昭陵莫不因循此例。而诸葛武侯能有如此之地位，可能也有违他的生平所愿，但却是后世百姓对他的崇拜和敬爱。
整个武侯祠坐北朝南，占地面积五十六亩（37000平方米），祠内翠柏森森，殿宇重重，布局严谨，庄严肃穆。主体建筑大门，二门，刘备殿，过厅，武侯祠五重，严格排列在从南到北的一条中轴线上，西侧是刘备陵园及其建筑。二门至刘备殿与东西殿、过厅至诸葛亮殿与东西两厢房，形成两组四合建筑结构。轴线建筑两侧配有园林景点和附属建筑。
跨进汉昭烈庙，从大门到二门之间可见六通石碑耸立一道路二旁：四通清碑记述了当时建造和维修庙宇的情况，一通明碑介绍了祠宇的历史沿革，而东侧碑廊则耸立着那通被视为稀世珍品的"三绝碑"——“汉丞相诸葛亮武侯祠堂碑”。碑高367厘米，宽95厘米，立于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由唐朝著名的大政治家、当朝宰相裴度撰文、著名书法家柳公绰书写，名匠鲁建勒石上碑。"三绝碑"之称始于明朝弘治十年（1497年），当时的四川巡按华荣在碑上题跋：“人因文而显，文因字而显，然则武侯之功德，裴、柳之文字，其本与垂宇不朽也”，赞美诸葛亮的功德与裴文柳书并称“三绝”；清道光九年（1829年）华阳举人潘时彬在纂修《昭烈忠侯陵庙志》时又对“三绝”提出新的见解：将文章，书法，镌刻都出自名家誉为"三绝"。看来，二种说法都言之有理，只不过评论的角度有所不同而已。就碑而言，后说为是；但碑毕竟是碑，难与诸葛武侯的不世之功相提并论。虽说裴度也是一代良相，在平定叛乱中也建立了彪炳的功勋，后人多加推崇，但裴度也自知难望诸葛之项背，景仰之心溢于言表。
在武侯祠的所有建筑中，刘备殿最高，建筑也最为雄伟壮丽。刘备殿高大宏敞，正中供奉着3米高的蜀汉皇帝刘备的贴金泥塑坐像，诸多子孙中只有城破死节的皇孙北地王刘堪左侧配祀。据说建庙之初原有“阿斗”刘禅配祀，但在宋、明二代被毁，原因就在于刘禅昏庸无能，破国降晋后竟又“乐不思蜀”，远不如“宁可玉碎，不可瓦全”的北地王刘堪深得民心。刘备殿的东偏殿供奉着夜读春秋的大将关羽，身后是手把青龙偃月刀的周仓和关羽的义子关平，西偏殿供奉着张飞，身后是张苞等人。显然这是“桃园结义”定下的名分——同是五虎上将的赵子龙、马孟起和黄汉升却只有在过厅内尽人臣之礼了。刘备殿后即是过厅，两廊各有清代民间艺人制作的真人大小的塑像14尊，塑像前都有一块小石碑，镌刻着功臣的生平传略。那是蜀汉的文臣武将，东廊的文臣以“凤雏”先生庞统居首，西廊的武将则是一身是胆的赵云领先，称得上是“出类拔萃，人才济济“了。没有这一班左弼右辅的极力扶助，“扶不起的刘阿斗”怎能稳坐蜀中四十五年？
出刘备殿，穿过挂有“武候祠”匾额的过厅，就到了诸葛亮殿。尽管与刘备殿相比，建筑低了一点——这也是封建时代君臣之礼——但却是整个武侯祠光辉凝聚的焦点。殿的东西厢是书屋、客室，钟楼、鼓楼峙立大殿二角。诸葛亮殿内供祀着诸葛亮的贴金泥塑坐像，羽扇纶巾，神态儒雅，那种“运筹帷幄之内，决胜千里之外”的镇定从容更是威严自生。在诸葛亮的身后，左侧是诸葛亮之子、蜀亡时死守绵竹的诸葛瞻，右侧是与父同赴国难的诸葛亮孙子诸葛尚。塑像前有铜鼓三面，铸于公元六世纪之前，传说是南征夷蛮时所用。大殿后壁嵌有许多石刻，东壁是当代书法家沈尹默书写的诸葛亮《隆中对》，表达的是“三顾频繁天下计，一朝开济老臣心”的壮志雄心；西壁则是宋代名将、“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岳飞所书的诸葛亮《出师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名句传诵千古，忠诚执著的浩然正气气贯长虹。殿内外匾对甚多，都是对诸葛亮的讴歌和追思，有郭沫若 “好为梁父吟，志见出师表”，有云“勤王事大好儿孙，三世忠贞，史笔犹褒陈庶子；出师表惊人文字，千秋涕泪，墨痕同溅岳将军”的，其中最著名的当数清代四川盐运使赵蕃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据说此联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好评。六十年代毛主席曾评说“诸葛一生唯谨慎”，谨慎，是诸葛亮一生事业之所系，也是诸葛亮治国当政之道。不管是火烧新野还是水淹七军，不管是借东风还是华容道，都是诸葛亮深思熟虑、稳操胜算的结果，即便是变起仓促的空城计则是他一生谨慎给人的震摄。如果说六出祁山是一如既往、精心筹划的执著追求，七擒孟获则是稳操胜算、攻心为上的长治久安。由此可见，“千古一人”的赞誉并非溢美之词，于品德，于操守，于气度，于智慧，于才干，于忠诚，应是当之无愧。
出诸葛亮殿往西，过小桥、桂荷楼，穿过幽深的红寺夹道，就到了刘备墓。刘备墓史称“惠陵”封土高12米，有一道道地180米长的砖墙环护。史载，刘备于公元223年4月兵败后病逝于白帝城，墓中还葬有刘备的先后死去的甘、吴二位夫人。在刘备墓前，情不自禁地想起西晋名士稽康的一句话：“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刘备究竟算不算英雄？比之项羽、刘邦，刘备逊色多矣。煮酒论英雄时的机警，三英战吕布时的奋勇，三顾茅庐时的求贤若渴，携民渡江时的爱民如子，似乎只是初起草莽时才有那种英雄本色。待到基业初成，黄袍加身，就难免心浮气躁，忠言逆耳，刚愎自用，大敌当前，结记的只是个人恩怨，置诸葛亮和文武百官的劝谏于不顾，弃“匡扶汉室，拯救黎庶”的夙愿如敝履，终于酿成火烧连营八百里，败走白帝城，托孤永安宫的惨剧，蜀汉国势从此而大衰，这样的结局，不亦悲乎？民心是个秤，或许这也是先主庙香火不如丞相祠的重要原因吧。
作者：sunm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