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明天的上海――
如厕不再成为作家的话题
日月谭
20世纪50年代初，绝大多数的上海家庭不说没有独用的卫生设备，连公用的抽水马桶都很难被普及使用。本地房屋和老式石库门建筑的家庭，一般都是使用马桶，即使是市中心热闹区域，方便事都很难堪。在使用马桶的民居，每天水火之急是开门后的头等大事。里弄中的公共厕所前排起如厕者的长队，是老式里弄民居中的普遍景象，更何谈半夜三更遇到如此这般的尴尬时刻。那时，一家一室的时代，房间中拦出一个放马桶的角落，私密性当然无从谈起，只是靠着上海人老派的尊严与矜持，多少年来，大家就这样心照不宣地维持着生存的最迫切需求。
由于，有诸如此类的不方便，以至于在那个时代，去人家屋里作客，要将方便牢记在心头。量出为入地喝水品茶是基本常识，客人入座没多久而谈兴方起，已经要起身告辞，大多数就是因为有无法排遣的“隐忧”。一位外省作家如此回忆他在上海做客的情形：“年轻美貌的女主人把我迎入狭小的屋子，用自己炒制的瓜子款待我。她在寒暄了一阵之后，突然走入一米远的帘子后面，随后传出了近在咫尺的清亮的尿声。须臾之后，女主人一边系着裤带一边走回到桌边。她的举止没有丝毫的局促与尴尬，倒是我的面颊因隐秘的欲望而感到发烫……”
学者、文化批评家朱大可谈到昔日上海的日常如厕风情时，也不免记忆犹新：“都市居民的排泄物的收集、便器的清洗，是一项不可废弃的重大事务。从当时上海最高的摩天大楼国际饭店的窗口，你可以清晰地听到这种声音，当太阳初升在黄浦江上时，它们就回荡于以南京路为核心的排屋区，犹如成千上万人的生理性晨祷。这就是上海早晨的伟大标记。群众卫生运动启动了红色黎明。那些有节奏的刷洗声是都市时间和节律的隐喻。”
在上海如厕之难，还使得江苏作家叶兆言创作了小说《关于厕所》。其中，有个真实的细节，一位叫杨海龄的女青年，在上海逛商场时内急。商场厕所少，该青年排队等候，最后忍无可忍，在众目睽睽之下尿裤了。她觉得自尊心严重受损，当时的她选择了离开。她离开了家乡那个自然条件优越的城市，到了北方一个气候等各方面条件都差很多的城市工作。她认为尿裤之后，她无法再面对那些熟悉的面孔。
上海学者余秋雨的《行者无疆》中，记述他在瑞士走访爱因斯坦故居的感受时，不经意地就写到了厕所：“在故居里转了两圈，没找到卫生间，开始为爱因斯坦着急起来。怕他也像当初我们住房困难时那样，与别人合用卫生间。这种每天无数次的等待、谦让、道谢、规避，发生在他身上是多么不应该。”即使是走到地球的另一半，上海人心理上昔日如厕“集体记忆”，依然会在他的潜意识中浮现。
进入21世纪后的上海，马桶逐渐淡出视野，居家生活的“方便”也开始走向方便。但是，昔日文人笔下的上海如厕难堪的讲述，已经成为上海人的一种耻辱。因此，我希望明天的上海，城市发展的诸般事情中，首先考虑公厕的普及，让如厕不再成为作家的话题。
作者：riyuetan
